全国GDP千亿县继续扩围。澎湃新闻梳理发现，2022年，全国千亿县数量达52个，较2021年增加9个，昆山、江阴、张家港继续领跑，其中，昆山成为全国首个GDP破5000亿元的县级市，达5006.7亿元。

从区域分布看，千亿县多来自东部沿海地区，且强省强县特征明显，经济大省江苏的千亿县数量最多，为21个，占全国千亿县的比重达四成。

另外，中西部地区的千亿县数量由2021年的8个增至10个，增加的2个分别是内蒙古的伊金霍洛旗和湖北的仙桃市，其中，仙桃是湖北首个千亿县。

(资料图片)

2022年GDP千亿县（制图：澎湃新闻记者 滕晗）

全国千亿县增至52个，GDP超2000亿县域达9个

梳理发现，2022年全国千亿县达52个，较2021年增加了9个，按GDP数值高低依次是，伊金霍洛旗（内蒙古自治区）、东台市（江苏省）、高邮市（江苏省）、仙桃市（湖北省）、沛县（江苏省）、闽侯县（福建省）、邹城市（山东省）、仪征市（江苏省）、寿光市（山东省）。

从GDP数值范围看，共有9个县域GDP超过2000亿元。昆山成为全国首个GDP破5000亿元的县级市，为5006.7亿元，同比增长1.8%；GDP4000亿梯队的为江阴市（4754.18亿元）；3000亿梯队的分别为张家港（3302亿元）、晋江市（3207.43亿元），其中，晋江GDP是首次突破3000亿元，且增速（4.0%）高于全国（3.0%）；2000亿梯队的有常熟市（2773.97亿元）、慈溪市（2521.58亿元）、宜兴市（2236.72亿元）、神木市（2231.47亿元）、长沙县（2114.42亿元），其中，神木市GDP是首次突破2000亿元。

上述9个县域加上义乌市（1835.5亿元）共同构成千亿县“十强”，阵容与2021年一致，但神木市超过长沙县，跃居第八，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是神木时隔数年后重返前十。

在“十强县”之外，县域经济位次变局较大。内蒙古的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江苏的溧阳市、沭阳县，山东的龙口市，福建的福清市等县域GDP有较大的位次上升。

此外，河南的巩义市、禹州市去年GDP分别为962.6亿元、926.9亿元，接近千亿县“门槛”。

江苏千亿县个数领先，区域发展协调性逐步增强

从分布区域分析，千亿县呈现东部沿海地区较强、强省强县等明显特征。

具体看，52个千亿县中，东部地区的千亿县达42个，中部地区6个，西部地区4个，且新增的9个千亿县中，除了伊金霍洛旗、仙桃市以外，其余均来自东部地区。

从省份看，江苏千亿县数量最多，远高于其他省份，达21个，且实力雄厚——全国县域GDP前三强均来自江苏；GDP2000亿元以上的9个县域里，5个来自江苏。另外，新增的9个千亿县里，有4个来自江苏。

昆山被视为“县域经济天花板”，截至2022年，已连续18年蝉联全国县域经济榜首，而其刚突破的5000亿元GDP关口，一般多是一些普通地级市及中西部部分省会城市的GDP量级。

“除了GDP排名，还可以看到很多其他指标，昆山也是位居前列。”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区域发展研究室主任、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秘书长宗传宏说，透过5000亿元GDP的体量规模，更要看到昆山经济结构更加优越、承接高端产业的能力越来越强。

在宗传宏看来，昆山的发展，一是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先手棋，利用区位优势，和上海的专业化服务、苏州的新苏南模式结合，占据产业链非常重要的节点位置；二是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积极转型，从生产环节逐渐延伸，逐渐布局全产业链，形成现在非常强的产业链配置能力。

昆山之后的江阴市，已多年位列全国县域经济第二名，2022年GDP为4754.18亿元，同比增长2.3%，距离5000亿门槛只差200多亿。

除了昆山、江阴等“领头雁”外，江苏今年新增东台、高邮、沛县、仪征4个千亿县。宗传宏认为，这些新增千亿县的共性在于，一是布局的产业多属于新赛道， “和传统产业梯度转移特征明显不同，新兴产业相对而言平行转移特征较明显，承接转移的速度比较快。”二是工业基础、制造业基础比较雄厚，承接转移能力较强，能够很快满足资源配置需要，加之目前的产业转移一般伴随产业转型，使承接转移更精准；三是成本优势明显，尤其对于转型的企业和项目，转移目的地的一些优惠条件可以降低其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江苏新增4个千亿县均来自苏中、苏北地区，截至目前，江苏21个千亿县中，苏南地区8个、苏中地区9个、苏北地区4个，从数量上看，三个区域千亿县分布趋于均衡，这也可以看作江苏区域发展协调性逐步增强的一个切面，《江苏省政府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未来将加快形成苏南引领、苏中崛起、苏北赶超的区域发展格局。

在江苏之后，浙江有9个千亿县，其中，慈溪、义乌蝉联全国县域十强，慈溪常年居浙江县域经济之首，家电产业是其第一大支柱产业。不过，相较于2021年，浙江千亿县阵容未变、位次未有较大提升，《浙江日报》今年2月撰文指出，浙江“千亿县”要突围，融入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发展，将是必由之路。

宗传宏认为，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对县域来说，一定要在大格局下，找准县域发展的定位，根据自身产业链和价值链特色，先优化自身，然后融入整个区域价值链，在某些专业化领域形成资源配置的优势，“特别是对刚进入千亿县行列的新兴县域，在大区域下怎么布局小县域非常关键，现在可能是量的积累，下一步要和一体化结合起来，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福建、山东千亿县个数均有增加

在长三角的江苏、浙江之后，东部沿海省份福建有6个千亿县，其中，晋江、南安、惠安、石狮来自泉州，福清、闽侯来自福州，而福州、泉州两市的GDP总量也是全省领跑。值得注意的是，福清、闽侯位次上升较快，且闽侯为今年新增千亿县，这两座千亿县的快速发展是福州近年发展的缩影，其背后是近年实施的福州都市圈、强省会战略等驱动。

福建之后，山东千亿县达5个，较上年新增2个，分别为邹城、寿光，在原有的千亿县中，龙口位次上升较快，按照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这些县域发展模式属于山东半岛城市群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模式，另据大众日报报道，龙口、邹城、寿光以高端化工产业集群为基础，推动产业向下游的制药、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升级，并发展海上风电、氢能源等新能源产业，向低碳绿色发展转型。

另一东部地区省份河北有1个千亿县——迁安，其依矿而起、因钢而兴，聚集了钢铁企业及上下游产业集群，目前，迁安正加快绿色转型，凭借工业副产氢资源优势，布局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链。

中西部千亿县增至10个，资源县快速崛起

与近年中西部城市发展快速相应，中西部的千亿县数量在持续增加，一些省份实现“零的突破”。

2022年，中西部地区千亿县达10个，较上年增加2个，分别是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湖北仙桃，2021年的这一增量也是2个。10个千亿县中，中部地区6个、西部地区4个。

从省份看，湖南的千亿县数量最多，为3个（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其次为内蒙古，为2个——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分别于2021年、2022年突破千亿。其他省份，陕西、贵州、江西、安徽、湖北的千亿县均为1个，安徽、湖北先后于2021年、2022年实现千亿县“零的突破”，目前，中部6省中，4省份有千亿县。

另外，从GDP总量看，中西部千亿县中，仅神木、长沙在2000亿元以上，其次，浏阳、仁怀在1500亿元以上。

按照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中西部千亿县中，有以长沙、浏阳、宁乡为代表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融合驱动主导模式，也有以神木、准格尔旗为代表的呼包鄂榆城市群资源驱动主导模式和以仁怀市为代表的核心企业驱动主导模式。

从近两年表现看，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较快，如，神木在2021年重返县域GDP十强，2022年GDP首次突破2000亿元、名义增速达20.7%，成为“西部第一经济强县”；另外，内蒙古连续两年诞生的千亿县均是产煤大县，且位次上升较快。

这些快速发展都与煤炭资源密切相关。据陕西日报报道，神木是我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县（市），煤炭资源丰富，储煤面积4500平方公里，富煤区每平方公里储量达1000多万吨。此前，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分析师杨文学曾分析，排除疫情后经济回正的因素，神木的跃迁主要源自煤炭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并由此带动包括化工行业在内的制造业的全链条提升。

但和资源型城市一样，资源型县域也要防止陷入“资源诅咒”。近日，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谈到，对资源型地区而言，能源只能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要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产业附加值，增加加工链条，要加快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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