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高校学科专业调整的话题频上热搜，相关新闻显示：2022年，各高校新增备案专业1641个、新增审批专业176个，撤销专业925个。

透过数据的增减，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学科专业生长和发展的规律。

(资料图)

改革不断推进。那么，高校学科专业的调整，给学生和教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记者采访了相关高校教师、学生，一起听听普通人的故事。

1.“消失”的专业

“90所大学撤销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词条上热搜时，在浙江一家国有企业上班的刘禹忍不住跟评：大冤种专业毕业生在此！

2007年，刘禹在浙江县城参加高考，分数高出文科重点线17分。在连报三个学校没被录取后，她被调剂到北方一所“双一流”高校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什么是公共事业管理？”刘禹拿着《高考志愿填报手册》询问周边人，大多数都摇头。常年在外做生意的父母，希望女儿别像他们这样“折腾”，朴素地从字面去解读，“听上去像个政府部门管理岗位，考公务员会比较容易吧？”

像刘禹这样的高考生，适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在中国高校异军突起。21世纪初，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被引入中国，仅2000年到2004年，开办该专业的院校数量就从57所增至300多所，年均增长率超过40%。

进入大学后，等待刘禹的是知识“大杂烩”，几乎整个学院的基础课都得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再到统计学、宏观经济、法律等等，最忙的是大二，几乎整个学期都满课，共修二十多门课。

与如火如荼的专业开设情况相比，另一端却是学生“所学无所用”的落差。刘禹连续几次在毕业面试中碰壁，泛而不精的管理学科并不被人力市场买账，企业HR明确告诉她，“更想要文秘或中文专业。”

那考公务员呢？刘禹发现，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可报的岗位有限，要么就是“三不限”岗位，竞争激烈。

“有一次乡镇考试，我已经考到140多分还是落榜，换到其他岗位早就上了。”揣着这份“万金油”文凭，刘禹又辗转做过记者、私企文职，直到在一家国企的党办站稳脚跟。

华中科技大学就业与服务指导中心曾发布就业建议，认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办学规模和发展速度，已超出我国公共管理体制、公共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供大于求”“该专业的主干课程核心竞争力不强，就业方向不明确，缺乏不可替代性。”

同样在武汉高校就读管理专业的张琪，有着和刘禹颇具镜像版本的故事。2014年毕业季，班里多数同学找工作非常曲折，“校招时，同学连续面试二十多家公司，最后入职某旅游平台，而且工作内容是做活动、与商家对接。其他同学，所做工作和本专业也基本不相关。”张琪最终去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一直到现在都留在西藏的事业单位。

剖析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兴衰史”，可以窥见一些高校在专业设置中呈现的规律。它们往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办，堪称当时的“现象级”网红专业；办学成本较低，在高等教育扩招背景下成了竞相追逐的热门专业，但后期，这些专业对经济社会结构人才需求变化的“灵敏度”不够、前瞻性不足，因供与需脱节而被淘汰。

专业的冷与热，还体现着经济发展的强周期性。比如，改革开放后的基建大发展期，国家每年投入很多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上对相应人才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但城市建设基本饱和、行业增速减慢，也影响着土木工程、建筑学等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环境。

国家深化新工科建设背景下，传统专业生长出新的“枝条”，触达到行业更细分处。以产业需求为导向，高校在土木工程专业的设置上，注重融合智能化、信息化，以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现实需要。

“我通过学习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最终顺利转型。”黑龙江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土木专业研究生毕业的李帆，在地产行业工作一年后，2022年顺利转行，他现在是地铁、隧道等工地智能信息系统的开发人员。

2.专业撤销后，教师何去何从？

近日，教育部等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将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的专业布点，力度之大可想而知。

在优化调整学科的浪潮中，专业课教师是最受冲击的人群之一，有人积极拥抱变化，做出调整，也有人仍在苦寻出口。

2021年毕业季，烈日灼灼。国内某地应用型高校80后副教授郑文斌，远远望着操场上，毕业生们抛起学士帽、拍照合影，心头百味翻涌。有学生跑来问他：“老师，以后我们回母校，再也看不到化学专业了？”

化学专业被撤销，不过是久悬的靴子终于落地。早在5年前，学校就有风声传出。在校领导和教职工沟通会上，郑文斌意识到这是学校办学定位及专业困境博弈的结果。

郑文斌翻出一条今年3月份江苏省某市的招聘启事对记者说，“各地高中化学教师招聘条件中，本科生不再具备竞争力，有些招聘中已明确要求研究生。”该校当初开设化学专业，本意是培养高中化学教师，但成为高中化学老师的毕业生连续多年不过寥寥几人，这违背了专业设置的初衷。

此外，国家相关文件提出“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主要聚焦应用型人才培养，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明确不同类型的院校可以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向。

2017年，该校停招化学专业学生；2021年，该专业最后一批学生毕业；按照教育部规定五年未招生的专业需予以撤销，2022年，这个专业“消失”了。需要说明的是，只是整建制的专业课撤销，但教师可以继续开设基础学科的公共课程。

2022年7月，郑文斌隔壁学院，教授某专业课的90后博士、讲师张秦，正式送走他所在专业课的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毕业生。

学生离去，教师何去何从？经历短暂的心理落差后，张秦重新找到自己位置——担任公共课教师，“讲课内容和我原来专业相关，我花了一个暑假备课、制定教学计划，很快适应新身份。”郑文斌则接到了另一个学院伸来的橄榄枝，成为同学科相近专业课程的老师。

转换教职身份并不难，难的是转型之后的业绩考核、职称评聘。

张秦供职的高校年度教学业绩考核中，教师按照考核结果分为A、B、C、D、E五个等级，所考核维度按照公共课、教改、科研核算业绩点，专业课教师可通过学科建设、课程平台建设等加分。没有专业课可教的张秦，在这方面无处入手。

对高校科研型教师，论文和课题是安身立命的“硬通货”，当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张秦，和应用型科学或偏实验科学方向的新同事，被放置在同一“场域”竞争，学科差异的缝隙被放大了：基础理论学科提出新观点是非常困难的，通常一年只能出1-2篇论文；但应用型学科研究者可以发3-4篇，而且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多，被引用的机会多，论文的影响因子更高。因科研业绩点比不过同事，年度教学业绩考核中，他同样不占优势，长期来说还会影响到职称评聘。

张秦要从困境中突围，需要学校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公正的退出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教授认为：“一方面，高校需引导教师在就近学科，开展新专业的教学和研究，提供访问学者等学习机会，给转型中的教师留出‘缓冲地带’，提供心理辅导、情感疏通帮助应对变化；另一方面要建立更全面的教师评价体系，拓宽教学、教学科研、科研等赛道，使分流的教师有更多职业发展通道和机会。”

此前，马亮在调研中发现高校教师授课内容的滞后性。此次改革，也是行业与教育之间的“双向奔赴”，行业反过来推动着高等教育改革，包括师资结构调整和课程内容改革，对于教师而言，也需迭代更新知识体系，及时适应学科交叉型、综合型的教学新需求。

安庆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讲师孙宜南告诉记者，教了11年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被撤销后，她和其他7位老师在学校支持下，利用两个寒、暑假以及课余时间，自学、出去学，重建关于分布式数据存储、处理的知识体系，已顺利转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的教师。回看过去的两年，孙宜南感慨，“没有哪个行业领域会一成不变，象牙塔里也是如此。这条转型之路走得不容易，但总算蹚过来了。”

3.也要往前看“二十亿光年”

高校专业的动态调整，并非中国高校独有，其他国家有什么经验？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学生入读率是德国研究性大学专业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杜卫华曾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他告诉记者，2015年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对学生入读率不高的专业进行撤并。“学校从17个学部(学院)微缩成9个学部(学院)，如文化学部汉学专业调整为文化社会和教育学学部的亚非研究专业。”

那么德国如何新增专业？浙江科技学院中德应用型大学研究院院长、德语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徐理勤研究员介绍，德国各个联邦州每隔10至15年制订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明确整个联邦州高校专业设置及布点。“在此期间，高校要新增专业，要向州政府提交申请，说明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经费投入方式。如果新增专业不需要州政府额外拨款，会比较容易获得批准。”

徐理勤研究员观察到，近年来德国知识经济发展迅猛，涌现出许多学科交叉行业，且呈现高度专业化趋势，“因此，应用科学大学灵活设置具备鲜明行业特征的‘小口径’专业，并在专业下设置不同方向满足行业需要，比如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的乳制品技术专业、食品包装技术专业，就与当地食品行业的发展相吻合。”

在美国，为避免新增专业叠床架屋，高校需在申请新专业时说明，该专业与其他州内公立高校已有专业或同类专业相似、差异之处，并提供相关证据。如果专业重复，政府则拿出调控手段——俄亥俄州政府就曾发布过通告，要砍掉该州两所临近公立大学重复设立的部分专业，这两所大学的280多个专业中，重合专业达49个。

此次国内高等院校学科专业调整中，有学者注意到，大规模被撤销的专业，正是二十多年前一哄而上、火热开办的专业。联想当下，许多高校竞相开出的新兴专业，不免让人忧虑有没有必要同新职业亦步亦趋，会不会陷入历史的循环。

不办，也是种战略定力。“作为‘常春藤三巨头’之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不开设最具吸金能力、最火热的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而是坚持立足学校的传统和特色来打造学科，尤其注重本科生教育。”教育学家熊丙奇说，两百年来，谁都无法否认普林斯顿大学世界一流名校的地位。

熊丙奇建议，“高等教育的学科优化，应服务于国家建设和行业发展需要。但在高校具体要新设专业时，应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根据国家宏观战略，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条件，对新设专业进行严谨的论证，不能办出本校特色的专业坚决不办。”

在热热闹闹地专业“上新”“下课”同时，那些甘受寂寞、重在基础培养的学科，需被重申其意义。基础学科是知识的源头，揭示着世间万物运行、人类社会发展的元问题，虽不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却是更高层次研究的基石，能从根本制约应用学科的后劲和潜力。

“从这个视角看，并非所有高校的专业调整都合适‘就业率’‘入读率’等评价体系，对于综合型、研究型高校来说，还需考虑基础性、战略性专业，要通过国家保障以保证其存续，避免真正需要的时候无人可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教授说。

重溯教育的本质，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又由谁来回答？

唯有不断沉潜、沉潜，让真理之光闪耀于人类追求文明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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