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明确到2020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2021年1月1日，升级版“限塑令”、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禁令生效。此举实施效果如何?对吸管市场有何影响?生产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对此，本报记者进行了探访。

纸吸管“登场”，部分餐饮店仍在“过渡”

4日下午2点多，来自陕西的高三女孩郭昱正端着一杯刚买的玉米汁在南京街头边喝边走，玉米汁内插着一根塑料吸管。“我和很多女孩一样，爱喝奶茶，昨天参加完美术联考，就来南京游玩了，这是买的第一杯饮料，买的时候没留意吸管问题。”郭昱说，自己老家的很多奶茶店，已经换上纸吸管，相比塑料吸管，有时用纸吸管时会感觉有股怪味，用久了还会起“毛毛”，有点影响口感，不过为了环保，还是更倾向用纸吸管，也希望纸吸管生产工艺能有所提升。

记者随后来到南京新街口大洋百货的喜茶店中，发现店内吸管都已换成了标注“PLA”的可降解环保吸管。刚点完奶茶的陈女士说，她平常基本只喝喜茶家的奶茶，升级版限塑令推行前，就发现店内吸管变成可降解吸管，这样更环保，喝起来也更放心了。

“针对消费者反馈的纸吸管湿水易折断、不便长时间使用、使用体验感不佳等问题，我们陆续在门店上线使用可降解材质的PLA吸管，目前喜茶全国门店都上线了PLA材质吸管，不再使用一次性塑料吸管。”南京喜茶相关负责人介绍，喜茶还采取相关机制激励消费者与喜茶共同加入垃圾减量行动，减少塑料制品使用。自2019年6月5日起，喜茶门店鼓励消费者自带杯饮茶。截至2020年10月，喜茶自带杯活动累计减少超过3万个一次性塑料杯的使用。

不远处的星巴克(大洋百货店)里，也早已换掉不可降解塑料吸管。店内顾客取饮料的地方，摆着“少用一根吸管、带个杯喝咖啡”等醒目标牌提醒。“星巴克中国内地所有门店早在2019年底，就全部完成纸吸管替换塑料吸管，这一举措每年可减少约200吨塑料的使用。”该店经理潘浩说，他们还鼓励顾客使用自带杯，会为自带杯顾客提供4元优惠，希望号召大家参与到减塑环保行动中来。店内坐着10多名顾客，记者发现只有两名顾客使用了吸管。正喝奶茶的郑女士说，自己担心饮品温度高时，塑料吸管对身体健康不好，更喜欢用纸吸管，不过希望纸吸管可以设计得更柔软一些。

记者走访南京新街口商圈10余家奶茶店、咖啡店，发现纸吸管、可降解吸管已现身大部分饮料店。也有一些饮料店正处于“过渡期”。一家“老虎堂”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店已经备了1000根纸吸管，不过因为原来塑料吸管库存没用完，也没接到不用塑料吸管的强制要求，他们眼下正在陆续消耗库存。在卖玉米汁等两家店，记者则只看到塑料吸管，工作人员说一直使用这种吸管，对是否要更换并不知情。

“蝴蝶效应”，正在传至吸管供应链

一道“限塑令”，不只影响着处于末梢的终端零售饮品店。记者顺藤摸瓜，发现原先庞大的“塑料消费帝国”背后，是一根根连向原料生产的供应链，以及附着在供应链上密密麻麻的一众原料供应商、塑料吸管生产商、批发商和不计其数的打工者、投资者。

在“企查查”上以“吸管”为关键词，全国各省市区共有2645条检索结果与之相关。其中，江苏286条，仅位居广东与浙江之后，排在第三;若以“吸管生产”为关键词，亦有423条结果，其中41条与江苏有关。依此估算，在这一用户广泛的企业工商信息查询平台上，登记的江苏吸管生产企业接近全国市场总量1/10;也意味着，“限塑令”之下，基数巨大的供应市场面临一场“总体动员”。

作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祝启国和他经营的泰州市瑞生塑业有限公司，瞅准“风向”，赶在“限塑令”升级前，于去年12月斥资80万元改造了两条生产线。80万元，相比于每根从公司设备里送出的吸管价格而言，无异于天文数字，“之前一根普通塑料吸管的出厂价也就1分钱左右。”设备改造过后，从生产线上“跑出”的再也不是塑料管，而成了PLA吸管。相应的，单根吸管生产成本较原来提高了3倍，出厂价也提高了3倍。

尽管一根PLA吸管价格的波动只有几分钱，但在瑞生塑业一天300公斤-400公斤产能的“扇动”下，“蝴蝶效应”形成。瑞生塑业最终也仅是吸管供应链集体涨价“传导带”上的一环。

连同成本上升导致的涨价，还不是祝启国最关心的问题。眼下他虽然“转过身”了，却仍找不到一个国家有关塑料吸管替代品的质检标准，“大家现在一窝蜂上马PLA生产项目，可因为没有国标，也就无法知道产品质量合不合格，未来是否会因质量纠纷，给企业带来经营风险呢?”祝启国透露，没有国标带来的问题还有一个——原料价格混乱。“市场上，同时存在2万-3万元/吨和4万-5万元/吨的PLA吸管生产原料，究竟是不是贵的就好?”祝启国也说不清。

转产PLA吸管后，眼下瑞生塑业新吸管订单的涨幅还不明显，但与此同时，他还要将此前库存的普通吸管按“废料”处理掉，因为留着也没人要。

相比于祝启国，苏州凯扬纸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邓贺“步子迈得要早很多”。10年前，凯扬纸品走上生产“食品级牛皮纸吸管”的路线。自此，不论在海外商超柜台彻底站稳脚跟，还是历经国内不断调严的“限塑令”，邓贺都很轻松。

眼下，邓贺虽暂无增加公司纸吸管产能的计划，但处在传统塑料制品与环保产品“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过渡期，他也还是充满期待，“未来公司在国内的盈利空间可能会更大，但这首先取决于‘限塑令’的严格执行。”

“如果有一天传统塑料制品全面禁止，我们就跟着国家政策走。”虽然自去年底起也开始增加PLA吸管的进货量，但在南京做吸管等产品批发生意的姚易却直言：“手里存货还是要想办法出完的。”姚易平均一个月“20-30包、每包500根”的塑料吸管批发规模并不算大，但就这小本生意，也是他和家人重要的收入来源。

姚易很清楚在市场监管面前，自己出手塑料吸管的风险有多大，只是仍抱着一丝侥幸，“就连南京地区的市场需求也还没彻底消退，玉桥、金桥仍有店家能消化我手里的塑料吸管。”

限塑令+垃圾分类，叠加推动循环经济

目前，江苏各地正在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升级版“限塑令”有利于推动各地建立完善细分类回收体系，提高塑料废弃物等可回收物分类收集和处理力度。对具备再生利用价值的塑料废弃物，如何在资源化利用上进行全面提档升级，还有待各地进一步探索。

在接触垃圾分类10多年的南京志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星龙看来，升级版“限塑令”的推行，有利于规范整个塑料制品的生产，提高塑料制品品质。升级版“限塑令”叠加各地正大力推行的垃圾分类，有利于促进塑料垃圾循环利用，推动构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一塑料垃圾循环利用的闭环，从根本上实现塑料循环再生。

记者注意到，在农贸市场、路边摊贩等地方，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使用仍然随处可见。“限塑令”成效打折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替代品。业内人士表示，传统的不可降解塑料袋大概是1.6万元/吨，可降解塑料袋基本是2.6万元/吨起步，一个生物降解塑料袋的价格通常是普通塑料袋的两三倍，而成本往往是商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省住建厅城管局副局长夏明认为，从塑料制品生产的源头管控，到对中间商品的包装标准的建立和制作规范(有效杜绝过度包装)，以及对流通和销售环节的监管，再到对塑料废弃物的回收与归类，需将整个体系建立起来，全链条运转，才能有效推动升级版“限塑令”取得更好效果。

“限塑令推行以来，其实社会上也有反弹和波动，但一个基本的认知是：环境污染早已是全球性的问题，我国塑料消耗量很大，对生态、对子孙后代必然产生影响，限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南京工业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朱红军说，限塑令推行难，除了成本问题，还有替代品质量不过关问题，如遇水易化、遇热易软、汤汁易渗透等。如何研发出既符合政策规定，又成本适中、使用方便的代替品，需要生产企业多下力气，“除了源头上进行管控以外，限塑令推行的另一大难点就是执行难度比较大，面对社会普通大众，依然要持续地进行宣传引导。”(记者 白雪 李睿哲 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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