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一款白酒的宣传视频中，一名中年男子手持一个古色古香的酒瓶，对着镜头吆喝，“不是飞天不输飞天”“贵州高端酒局到底喝什么酒”“每瓶只挣你八毛”……

这家酒企自称距离某知名酒企仅有500米，白酒生产地位于贵州茅台镇。公开资料显示，茅台镇域内资源独特，微生物体系奇异，具有得天独厚的酿造环境，以盛产美酒而闻名海内外，被誉为“世界酱香型白酒主产区”。

(相关资料图)

3月下旬，记者在茅台镇调查发现，在当地政府打击之下，禁售多年的坛装长毛“洞藏老酒”仍在隐秘销售，还在包装上随意标注“15年洞藏”“30年陈酿”等字样，而这些实际上就是散装定制酒。卖家也承认这是“三无产品”，自己属于违规销售。

4月4日，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茅台分局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坛装长毛的“洞藏老酒”已是禁售多年的违规产品。卖家随意在瓶身标注“15年洞藏”“30年陈酿”等字样，这样包装的白酒是违规产品，属于误导消费者。

在茅台镇，很多白酒从业人员嘴里常挂着的一句话是，“来这做酒（生意），水太深了。”

“三无”的15年陈酿白酒

茅台镇沿赤水河而建，河岸两侧店铺林立。许多门店的玻璃门都贴有定制、贴牌、厂家直销、免费品鉴等字样。

3月26日，记者走访茅台镇10余家门店，多名店主表示他们可以做定制酒。某款白酒销售人员田诚说，你想做定制酒很简单，选好“裸酒”以后，再选择一种包装类型即可。

他介绍，最基础的包装是一个白瓷瓶，加上瓶盖处封胶，还有一条标有“茅台镇传统佳酿、五千年文化经典”的红丝带，只需两块钱。即使那些精致的礼盒套装，整个外包装的价格也就三四十元。

记者表示想定制一批低端价位的白酒，田诚建议灌装店里“一号酒”，“裸酒”售价28元/斤，直接用白瓷瓶装瓶，外包一层牛皮纸，再印个“15年洞藏”或“30年陈酿”的标签，就可以对外售卖了。“我跟你直说，这样包装出来的酒是‘三无产品’。”

田诚提供的产品图样显示，淡黄色的牛皮纸把瓶身完全包裹，牛皮纸上印有“15年洞藏陈酿，特供，酱香型53%”字样。

田诚提供的产品图样（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

多家店主均表示，这是最常见、最低端的包装，牛皮纸上的字样可以随意写。如果担心直接写明年份会有风险，也可以通过写具体日期起到暗示的效果，比如“2003年封存、酱酒30年”等方式。“严格来说，这种包装是违规的，但一般没人管。”

2020年8月30日，贵州茅台镇人民政府发布通告称，非中国酒业协会认证的年份酒，一律不得标注年份酒，酒瓶内外包装不得出现有误导消费嫌疑的字样，产品编号数字应在数字前面注明“编号”二字。

2023年2月9日，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关于规范我市酒类市场生产经营行为的通告》明确指出，将严格规范食品标签的标识标注，严禁虚假标注、夸大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严禁标注“特供”“专供”“专用”“特制”“内供”等字样。严禁生产销售“三无”产品、严禁傍名仿名等商标侵权。

当记者担心“三无”产品会有风险时，田诚表示，这种包装的白酒肯定进不了商超。“但你摆在饭店柜台上进行售卖，有人过来检查的时候你就收起来，或者你说自己喝着玩，一般不会出问题。”

扫码价背后的猫腻

“如果你觉得有风险，我们刚设计了一款有产品条码的包装盒，你也可以拿去用。”田诚说，这款酒定位是中高端品牌，扫码价899元/瓶，不建议灌装40元/斤以下的白酒。

田诚提供的包装盒显示，该酒盒通体以黑色为主，标有“王子酒”“酱黔”“V30”等烫金字样。记者扫描二维码显示，该酒名为酱黔王子，品牌“秦总酒”。

“扫码价没有任何意义，你想标多少价格都可以。”茅台镇白酒经销商李明说。在设计产品外包装时，只需找人制作一个含有扫码价信息的二维码，再把二维码打印在包装盒上即可。

“这款酒招商价一箱是298元，拿10箱送1箱，最低能给到你260元一箱，还包运费。”李明建议记者可以做其品牌代理商。

他算了一笔账，每箱6瓶白酒，单瓶价格43元左右，但这款酒外包装上扫码价显示为1299元每瓶。

拿货价43元的白酒扫码价显示1299元/瓶（来自售卖页面的截图）

随后，他又推荐了一款名为“钓台尊”的盒装酒，拿货价是每瓶30元。如果单次拿货在100箱以上，最低25元一瓶，而这款酒的扫码价显示为598元。

“酱酒本来就是偏中高端的白酒，价格定太低了反而不好。”李明表示，他把扫码价定得高，代理商也方便做活动，即使用折扣价售卖酒，利润也不小。

李明坦言，前两款酒的扫码价都比较虚高，也方便别人用来囤货抵债。“比如白酒扫码价1000元，你给别人按十分之一抵债，每瓶也有100元，实际成本才二三十元。”

2020年8月30日，贵州茅台镇人民政府发布通告称，所有白酒应明码标价、诚信经营，杜绝价格虚高，门店销售的产品要做到可追踪溯源。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扫码价格并不代表真实的售价。确切地说，这是商家的一种营销手段，即通过提高扫码价格，赋予商品虚高的价值，这种行为可能涉及虚假宣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诱导消费者。根据国家市监局发布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经营者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利用价格手段侵犯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价格秩序。

“扫码价嘛，你懂的，都是随便写。”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茅台分局工作人员说，这就像写“15年洞藏老酒”一样，肯定存在误导消费者的情况，所以买酒最好还是通过正规渠道。

隐秘销售的“洞藏老酒”

茅台镇从事白酒销售多年的吕萌介绍，酱酒大致分为两档，品质最好的叫“坤沙酒”。稍差的是“碎沙酒”，是酒厂在取过“坤沙酒”以后，在剩余的酒糟中重新加水后，再次发酵酿酒，仍属于纯粮酒。此外还有一种品质最差的叫“串酒”，是用食用酒精勾兑出来的，严格意义上就不属于酱酒了。

“以前网上很火的‘洞藏老酒’基本都是‘串酒’，这对茅台镇的口碑影响很不好。”吕萌说，“洞藏老酒”是在酒坛外抹上米浆，再包裹牛皮纸后人为做旧，让坛子上发霉长毛。当地政府一直在打击此类产品。

在酒类营销专家、分析师蔡学飞看来，洞藏酒是通过洞藏来加快酒体老熟，提高品质，这本身没有问题。由于目前没有行业性的规范标准，洞藏的概念比较模糊，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比如虚标年限，非洞藏酒假冒洞藏酒等，造成了很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徐鹏正是茅台镇上“洞藏老酒”卖家之一。4月1日，他给记者发来一张样品图，发霉长毛的酒坛上面挂着一张“洞藏老酒”的标签，再无其他产品信息。

徐鹏提供的“洞藏老酒”产品样图（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

“我也是自己找人做的这个酒，我保证使用的是‘碎沙酒’，不会像‘串酒’那样喝完头疼。每瓶算上包装费是30元。”他说。

徐鹏介绍，有个客户在2022年跟他定制了500箱“洞藏老酒”，“听说他主要在北京某饭店售卖。这种包装没有条码，也不能进商超，通常是私下销售。”

田诚对“洞藏老酒”也不陌生。3月26日，他问过朋友后，对方表示一箱价格200元，共12瓶。“他们用的就是‘串酒’，这种生意是违法的，查到就完了。你想拿货，我可以让他直接给你发快递，但是对方不可能跟你见面。”

早在2017年，贵州仁怀市就已禁止白酒生产企业生产、销售“洞藏老酒”等三无产品。

为打击“串酒”，仁怀市委、市政府自2020年6月起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整顿“串酒”生产企业，并在相关交通要道严查食用酒精输入仁怀范围。

2022年5月12日，仁怀市委、市政府印发了《仁怀市酱香酒行业“亮剑行动”工作方案》，鼓励举报以茅台酒名义或借助于茅台镇酱香酒品牌影响力，生产销售“串酒”、低价销售劣质酱香酒的企业和责任人（含经销商或贴牌商），以及互联网领域生产销售串酒、低价销售劣质酱香酒，不规范带货等行为。

在吕萌看来，在政府严厉打击下，当地生产“串酒”的企业大幅减少。但“串酒”成本低，利润空间更大，部分企业也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些企业选择在仁怀市以外区域，先将酒精勾调成酒，经过属性转变以后，再运至仁怀或茅台镇出售。”吕萌说，现在酒精不能运进来，可以加工成酒后运过来，就成了合法合规的产品。

谁投诉谁取证？

近年来，酱酒热潮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酱香酒。据《2022年白酒行业数字营销白皮书》显示，酱香酒品类近年来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进一步带动白酒整体规模提升。

北京的张先生曾在某电商平台上看到一款“一元试喝”的茅台镇酱香酒，购买后他发现瓶身上的扫码价为688元每瓶。“这酒放了几个月，我没敢喝，觉得不对劲。”吕萌介绍，那种随意在瓶身上标注年份的白酒，大多数卖家选择线下饭店或私人圈售卖，但部分厂家也在包装上加上产品信息、条形码等内容后，选择在线上售卖，也没人管。

3月23日，在某平台的一个直播间里，主播正推荐一款“网红酱香酒”，该款酒在直播间售价为每瓶188元。该款酒的供货商告诉记者，这款酒是自家酒厂基酒所做的产品，灌装的正是品质较差的“碎沙酒”。“这个酒是他们主推产品，从我们这拿酒的成本是20块钱一斤，算上包装都不到30块钱。”该供货商说，“你别看这个账号就三万多粉丝，最多的一天能卖20多万的货。”

蔡学飞表示，部分企业出于销售惯性，明知生产、销售某些产品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但在利益驱动下，依旧铤而走险，这需要更严格的市场监管，严厉打击违法生产行为。

4月3日，记者拨打了遵义市（代管仁怀市）12315热线反映相关问题，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认为购买的年份酒不真，消费者需要按照“谁投诉谁取证”的原则，先找检测机构鉴定取证，再进行投诉。

在蔡学飞看来，由于部分违规行为在法律执行层面存在模糊地带，消费者面临举证难、辨别能力弱、侵害认定较为模糊等问题，这也导致消费者存在维权难度大、积极性不高的情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说，以年份酒为例，目前并没有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年份酒的统一的国家标准。此前中国酒业协会曾组织出台过白酒年份酒行业标准，但受限于自身影响力，标准推行难见成效，导致对年份酒的鉴定困难，这也是消费者维权的难点所在。

付建称，普通消费者只能通过产品上的标签确定生产年份，如果厂商有篡改标签、虚标年份等问题，消费者难以进行举证。即使向消费者协会举报投诉，也需要提交初步的证据材料，如果申请鉴定走诉讼程序，不仅周期长，而且维权还会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成本。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严厉打击商家不规范的经营行为，净化市场环境，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付建说。

（文中田诚、李明、吕萌、徐鹏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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