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雪兵、庄嘉莉(分别系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未来区域发展实验室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未来区域发展实验室博士后)
据报道，在近日举行的第七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一系列创新协同成果重磅亮相：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揭牌成立，旨在共同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第二批12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正式发布，聚焦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低轨卫星通信等关键领域，以揭榜挂帅的模式协同攻关。
从联盟的“抱团共建”到联合体的“精准攻坚”，标志着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的改革“试验田”在构建科创共同体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4，作为中国经济创新极，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跨区域科技创新协同，推动上海科创资源、江苏制造优势、浙江民营活力、安徽创新后发优势深度融合，形成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协同格局。上海张江与安徽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南北呼应，4万多台大型科学仪器实现跨区域共享，集成电路产业设计、制造、封装的全链条闭环，生动展现了创新要素在更大空间的优化配置效能。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占全国近1/3的“万亿城市”，见证了长三角地区从企业地理集聚到产业生态共生的系统性跃升，印证了协同发展对区域竞争力的根本性重塑。
长三角地区在科技创新协同中取得的体系性成就，源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深层次变革。面对跨区域制度壁垒这一梗阻，长三角地区以“国家战略试验田”的担当，探索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协同发展路径，为全国区域经济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改革样本。
有为政府的核心作用在于强化顶层设计与战略统筹，为区域协同提供制度保障与实施路径。政府协调机构的高效运作，推动长三角三省一市在科研项目联合申报、科技成果跨区互认、创新资源共享等方面打破各自为政的旧格局，形成“规划共绘、政策共商、项目共推”的一体化机制。作为制度创新的“压力测试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已形成超百项可操作的制度成果，其中57项向全国推广，为更大范围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成熟的制度工具箱。
政府的制度供给与战略引导，最终指向激发有效市场的创新潜能。G60科创走廊“科拍会”、长三角技术交易市场等平台的搭建，构建起技术与资本高效对接的市场化通道;上海科创板近半数上市企业来自长三角，形成研发、转化、融资的完整链条。解决好创新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还要通过市场化定价与资源配置，形成科技成果价值发现与转化的高效机制。当科研仪器跨区域共享成为常态、科技人才“双聘制”打破地域限制、数据要素实现跨域流通，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为区域创新注入持续动力。
从本质上看，长三角地区的制度创新构建了政府引导制度供给、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社会广泛参与创新的协同新模式。这一新模式超越了简单的政策协同，通过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公平的竞争环境、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将行政推力转化为市场活力，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可持续的制度基础。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长三角地区正以战略前瞻谋划未来，推动科技创新协同从解决技术瓶颈问题向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延伸，着力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体系。原始创新能力是掌握科技竞争主动权的关键。未来，应通过整合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战略资源，组建跨学科、跨区域的基础研究攻坚共同体，在量子科技、脑科学、深海探测等前沿领域发起联合攻关，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领者。以脑科学研究为例，可依托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联动浙江、安徽的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优势力量，搭建跨区域临床数据共享平台，完善伦理协同机制，向重大脑疾病诊疗技术发起冲刺，实现更多颠覆性突破，为国家科技安全与长远发展筑牢基石。
在夯实原始创新根基之外，长三角地区还须以更开放的模式培育未来产业、链接全球网络，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导权。在产业培育上，可以“场景定义创新”的模式，建立“政府开放场景—企业主导研发—资本赋能”的协同机制，通过向全球发布未来城市、智慧工厂等场景机会清单，将真实需求转化为研发目标，从而在人工智能等领域主导技术演进路径与产业标准。在全球网络中，应着力打造双向循环的“强磁场”，吸引全球顶尖研发中心落户，形成“全球智慧、长三角转化”的入口;支持本土企业出海设立离岸研发中心，建立“海外感知、长三角研发、全球应用”的链路，在全球创新治理中不断提升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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