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一直以来都被视作人类学研究和知识生产的基石，随着时代的变化，现象世界日新月异，变化迅速，人类学者观察、理解世界的方式也面临着极大的转变，尤其在疫情之后，世界重启，人类学的知识如何回应新形势新变化，民族志写作的意义与价值何在？在此背景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于2023年6月30日至7月2日举办“重启的世界：民族志与反思人类学”圆桌论坛。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博物馆、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西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重庆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浙江财经大学、西南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师大—浸会联合国际学院及中山大学等高校学者齐聚康乐园马丁堂，以圆桌论坛的形式围绕重启的世界展开对话与探讨，气氛融洽，讨论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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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世界重启，人类学何为？这是第一组（段颖、陈晋、彭馨妍、尹韬、朱宇晶）讨论引发的议题，作为论坛的开场白，或许，重启的意义在于，隔断的三年，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身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与行为，乃至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以及，我们怎样重新与世界相连，又如何面对逝去的时光。当然，我们似乎也可以不谈重启，因为作为一种存在状态，世界一直都在。但是，我们同样需要明了，世界之所以存在，更因为它存在于人与人、人与物和人与自然等诸多关系当中。如果没有这一层考量的话，世界将成为一种无关的状态。第一组话题从一系列的追问开始，我们为何谈论时空，为何谈论不同语义的世界，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正随着我们感知时间和空间的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包括追忆式的民族志呈现、多重叙事的叙事、身体感知与记忆，以及时空压缩，抑或时空错乱之下的世界意识与想象，倘若现象转瞬即逝，面对变动不居且充满高度不确定的世界，基于特定时空的长期的田野工作又从何谈起？人类学是否需要寻求新的知识生产路径？又或，当迁变的世界向人们问责时，人类学者是否敢于试错，以及，还有没有及时回应的能力？
第二组（赖立里、安孟竹、张文义、朱剑峰）从学中医以及对健全中心主义的反思说开来，结合身体感知，以知识人类学的触角，探讨知的方式与路径（way of knowing）以及后人类时代的伦理与政治。知识的生产有赖于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包括我们感知、体验、理解与阐释世界的方式，当我们整天津津乐道于打破常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遭遇某种意义上已然成为常识的人类学。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同样是用一种习以为常的方法认识与呈现世界。所以，当我们转换视角，无论是多物种视角，或是身心状态受限的视角，唯有打破知识论意义上的习以为常，才能打开更多认识世界，并与之相联的方式，当然，也会睹见更多隐藏在“正常”与“非正常”中的话语霸权与伦理政治。这自然也会涉及我们用怎样的方式去理解暗含其中的政治经济与权力关系。我们有时候很容易“迷失”在变化万千的现象世界，似乎遗忘了无处不在的权力和政治经济，但值得强调的是，研究的目的恐怕也不是去证明其存在，而是从日常生活中将之更加细致、鲜活地呈现出来，探究这些被各种虚幻表象遮蔽的力量如何真真切切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第三组关注汉语人类学的可能性（黄剑波、胡梦茵、刘宏涛、石峰、赵亚川），一个极富挑战的议题，一方面需要考虑在汉语世界里能否产生生成性思想，能否回应以语言为介质的文化转译的困境，换言之，人类学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外在于我们观察和研究的社会与文化的，能否产生一种类似母语思维一样的生成性思维，作为外在介入的分析世界的理知方式，是否能与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感知经验世界的方式互通？但其值得思考之处在于我们如何处理藉由汉语呈现出来的元思想及其解释力。比如当我们去谈论汉语写作的民族志时，我们能否从中找到一些解释世界的元思想，并由此将中国与世界关联，这是一种可能性的探讨，当然，这种具有内在矛盾和张力的也许会导致另一层意义上的不可能，比如，从这样的原点出发，我们可能会面对不同类型的元思想及与之相关的语言表述形态，而当我们试图承认认识世界之原理、通则可能以复数形态存在时，是否会导致另一种形态的化约与隔断，从而消解了探讨知识论多元与复杂性的目的和意义。
接下来是从博物馆、遗产出发，探讨人类学的公共性（罗攀、陈学礼、Philipp Demgenski、余华、张力生），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走出象牙塔的人类学，其实，无论是博物馆，还是文化遗产，强调开放与包容，善于创造连接的人类学，最有理由成为连接各种不同人与物的行动者，通过不断地与人交流、对话，从他者之眼，从乡村之眼看世界，同时观察不同的行动者如何运用不同的方式，在具体的遗产语境中，将历史与当下相连。此外，当我们去建造博物馆或是去营造与历史、文化相关的公共空间时，不能仅仅将之设想为历史之悠久，文化之多样，文明之璀璨，它其实是连接过去、映射现在、通向未来的一种存在。因此，博物馆与遗产所呈现的，未必都是well being，而更是一种being，一种作为存在的人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状况与境遇。比如说关于灾难（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呈现，唤起的未必是愉悦，但痛苦记忆对于我们理解如何更好地活着非常必要，记忆和失忆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需要思考的是，人们想要记住什么，忘却什么，博物馆叙事与遗产呈现又为我们带来什么？以及，我们又如何借此理解人类的前世今生。
而关于人类学与跨学科的遗产研究（卢成仁、满珂、毛巧晖、张青仁）的讨论，与上一组的讨论紧密相连。随着遗产热以及国家对非遗的新一轮关注，更多行为主体如传承人、民众、学者、文化精英、地方政府等被卷入其中，围绕遗产逐渐生成了一个社会场域，一个权力、资源、文化、声誉相互交织的“江湖”，谁的遗产？谁来传承？如何传承？成为值得关注的现象级事件。此外，遗产也会导向认知论议题，无疑，作为现代性后果，遗产存在的前提是线性的时间观，离开现代性的时空关系以及整套话语体系，遗产就不复存在，因为对于佛教国家的民众而言，时间是循环的，是因缘际会，是生死轮回，所以一座建于十六世纪的佛塔倒塌，不过是缘起缘灭，未必会使人扼腕叹息。最后，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遗产虽来自过去，但更存在于当下，被当下赋予了各种不同的意义，就此而言，遗产本身被国家以及各种各样的行为主体不断地利用和创造出来，这自然会引发更多的反思与批判，比如，我们还需要执着于遗产的原真性吗，抑或在哪一种层面探讨遗产的原真性，以及如何通过遗产研究，呈现我们所在的世界？
接下来一组聚焦仪式治疗中的情理法（杨洪林、段忠玉、冯琳、唐钱华、王瑞静、徐义强）。作为不从事医学人类学研究的人类学者，我可能更关注医学人类学能为一般意义的人类学讨论带来什么，不同领域又如何交叉，如何找到相互关照、促进之处，比如情理法，这一源于政治或法律人类学的议题，如何在医的世界中开出新意。从这一角度出发，仪式的生成性显得至关紧要，这自然而然地将医学与宗教相互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在仪式中，很多时候是一种经验的共享，这里的重点在于，不是每一位参与仪式的人都明白仪式的来龙去脉和内在逻辑，而是每一个人都在仪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行为主体共同塑造出仪式现场，仪式中有很多即兴的发挥与展演，其中寓意远非文字能够表达，换言之，仪式中传递的知识未必一定依靠文本，而是来自剧场效果以及更多画外音、言外意。此外，回归治疗本身，新的医疗技术的进入，也会促使当地民众重新梳理自身的医疗体系，重新分类疾病，甚至重新创造与现代医疗相关的仪式，我们也可借此探讨转型中的传统，就此，变迁中的延续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一种新的way of knowing。
虚拟世界是否真能照进现实？是城市、网络与数字社会（姬广绪、董晨宇、李翠玲、李殿荆、罗震东）小组引发的讨论，真真切切地展现出网络中发生的事如何反向影响现实世界，重塑数字社会与智慧城市的景观。网络的介入，使同一空间在不同时间段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比如在瑞丽，白天菜市场，夜晚玉石场，从满足生活所需的集市，到直播带货的夜场，几乎无缝衔接。又如外卖一条街，专门出售某一菜品的商家，借由平台经济创造出新的产销景观，再如各种短视频中的海外美景，可能原产于某地特色小镇，以及身处东北，为了拓展上海客户群，天天关注上海新闻甚至天气预报的女孩，她们在现实世界中未必能顺畅地获得向上流动与阶层跃升的机会。到底谁在消费谁？虚实之间，既魔幻，又现实。无疑，三年疫情，网络成为连接外界，组织生活的重要一环，网络中各种群的诞生，无论是出于生存需要，还是内心诉求，都反映出个体化的时代，人们依旧有强烈的结社欲求，只不过结社的方式已悄然改变，不再仅仅依靠相对稳定的血缘、地缘、业缘，而变得更加灵活多变。再者，网络使人的存在状态也发生了极大改变，人机互嵌渐渐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虚拟世界中的自我呈现（包括各种直播）也成为网络原住民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为何如此，为何选择这样的方式连接世界，值得深思。
最后的议题是南方与中国（夏循祥、陈晓阳、崔忠洲、邱昱、赵萱）。中国崛起，走向世界，中国与世界之南方与北方，新时期新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企业在南美遇到的社会责任问题在东南亚地区也很常见，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谁在制定规则？标准如何？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经济与权力关系，尤其是当中国元素遍布全球时，中国之于世界，又将意味着什么。而全球南方所呈现的，则是一种关于相遇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ncounter），一种在全球流动中人的相遇相处，以及相处背后潜在的制度、结构，乃至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性别偏见、中心边缘在日常生活与亲密关系中的呈现。如何藉由细致、生动的民族志书写，使之从习以为常的不觉知状态中显现出来，这既需要人类学的学术意识与自觉，又需要不断地从南方思维及比较差异中汲取营养，完成理论的旅行与知识的再生产。最后，南方与中国，存在着不同的叙事，活跃于东南亚一带艺术家，无论是华裔，还是本土，在他们眼中，中国、东南亚与世界，如何通过艺术的表达相互关联，这是我们期待的另一种意象，而从另一角度而言，如何用可视可感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人类学的研究，让更多人了解人类学，也是当下的人类学亟须思考的议题，就此而言，博物馆、美术馆自然是极佳的平台，期待更多的人类学者参与其中。
一天半的会议，收获满满。这也是疫情之后，马丁堂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线下相聚。世界的重启，使学界同仁最终得以面对面地对话、交流、交锋，这也是一个不断打开自我，打开知识边界的过程，我们需要走出人类学的常识，聆听来自其他学科的声音，互相学习，尽管我们也深知知易行难，阻碍可能来自知识生产中潜在的权力、资源的不平衡配置，也可能来自学科自身的中心主义。换言之，当我们打开的时候，世界未必会接纳我们。但是，作为从整体出发，探索人类多元多样的生活图景乃至与世界万物之关联与互动的人类学，如何构建一个相互渗透、滋养，共同成长的学术生态，依然值得不断探寻。此外，打开，也意味着跨界，意味着走出舒适区，以合作、共享的形式，寻求新的知识生产的路径，于此，创造平台，连接田野、象牙塔与人间世，提升人类学的公共影响力，同样至关紧要。论坛期间，还举行了勐海深山老林茶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中山大学·深山老林人类学教育发展基金”签约仪式，该基金致力于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培养、学科建设、学术活动，以及人类学知识的普及。由深山老林人类学发展基金、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发起的第二届“深山老林人类学研究学生资助项目”以及乡村学校计划将于近期推出。
我们相信，人类学的天地，更在人类学之外，时代呼唤迈向公众的多元、复调的人类学。也期待在重启的世界，与人类学一起，再出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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