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南京大学获悉，中国科学院院士、凝聚态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王业宁，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2月22日18时在宁逝世，享年93岁。根据王业宁院士生前遗愿，一切从简，没有举行任何活动和仪式。
不幸的是，这和我们日前报道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孙伟仙逝的是同一天，2月22日9时45分孙伟院士在南京因病逝世，享年84岁。两位院士的离去，是国家和科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两院院士当中，女院士的数量极少，据相关数据显示，两院院士当中女性仅占6%左右，但她们的卓然成就和光芒不容忽视。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王业宁在层状化物理学、凝聚态物理材料，尤其是材料物理学方面为国家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她是大师级的专家，中科院院士、固体物理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冯端教授曾高度评价王业宁：“她做什么就能成什么，想做什么没有做不到的。”
王业宁搞科研从来不因循守旧，也不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一开始她就选择了前沿复杂课题入手。1957年，她在一次铁锰合金实验中测量到内耗曲线上共出现了三个内耗峰，经过反复试验分析，初步断定两个内耗峰是马氏体相变过程引起的，当年8月，她就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铁锰合金中可逆马氏体式相变所引起的内耗峰》一文，在马氏体相变研究上初露锋芒。
一年多以后，1959年上半年，王业宁就登上了自己的第一座物理学高峰。王业宁用自己改进的“葛氏摆”测量两种铁锰合金和一种铜铝合金的内耗。她首次创造性地把葛氏摆应用到新的领域，用它来研究相变机理。她观察到内耗峰值随温度的升降速度和应力的增加而增高，随震动频率和含碳量的增加而减低。瞬态内耗与一个震动周期内马氏体的转变量成正比。在金属物理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早已经写进了专业教科书，在国内它被称为“王氏定律”。整整10年之后，法国科学家德劳曼(Delorme)也独立发现了这一定律，国际上称之为“德劳曼定律”。王业宁将自己1959年发表的论文寄给了国外同行专家。鉴于这个定律是两个人各自独立发现的，后来国际上把“德劳曼定律”改为“王-德劳曼定律”。
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科学界出现了两个重大进展，一个是半导体的兴起，另一个是激光器的兴起。这两个新兴研究方向吸引了国内很多人投身进来。王业宁把自己擅长的超声衰减技术融入进这两项技术，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做出了国内第一台声光调Q-YAG激光器，震动了当时国内物理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确立内耗与畴结构变化之间的定量关系，她指导研究生研制出了一种特殊的显微镜，这种显微镜不需破坏组织结构，仅通过施加外力使研究对象震动起来后，一面测量它的内耗，同时可观察到界面畴结构的变化。这又是王业宁一个重大贡献。
王业宁在内耗方面还有一个突出贡献，是把原用于高分子与非晶材料领域里面的耦合驰豫理论应用到金属材料内耗的研究中，她用里面气团之间的耦合模型来解释金属内耗里的斯洛克峰现象，使得实验结果和理论上结合得很好，为各派长期研究、莫衷一是的冷加工峰的激活能问题找到了合理答案。这在内耗界得到高度评价，后来国际同行把它称为“王模型”或“王氏理论”。
纵观王业宁几十年的科研历程，她的成功有什么秘诀吗?快人快语的王业宁这样说：“我没有留过洋，不很聪明，但很勤奋。如果说我做一样成一样有什么奥秘的话，那就是对待事业全身心投入和锲而不舍的长期积累。”
王业宁的确天资聪明，从小被亲戚们称为“小才女”。在动乱年代四处辗转求学时期，不论是在上海、南京，还是在汉口、乐山，她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在中大附中读书时，还有个有趣的故事：课堂上，若是老师盯着王业宁时露出无措和歉意的表情，肯定是老师出错了。所以当时就有“王业宁咳一声，先生也要抖一抖”的笑谈。读高中时王业宁听说中央大学难考就去考，结果一考即中，被该校医学院录取，她没有去报到，因为那不是她喜欢的专业。又听人说从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女生才是凤毛麟角，她再一次报考，终于如愿以偿。
与天资相比，更难得的是王业宁身上的珍贵品质。从考试成绩力争第一，到考取最难考的院校，到后来科研上的屡破难题、走在学术前沿，这种一生争当人杰、女人当自强的追求精神是她不竭的动力源泉。敢于迎难而上、挑战自我、拼搏进取的精神深深根植在王业宁的骨子里。
1991年，王业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时，哥嫂来信祝贺，信中写道：“得知你当选了学部委员，我们全家非常高兴。这对我们来说，是几十年里最好的消息。我们王家的智慧在你这里表现出来了。”这句夸赞也正印证了“女人当自强”啊!这信念也渗透在王业宁对自己女儿的教育中，她将对女儿的要求总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女人当自强，女人要自立。”
王业宁忙，几十年如一日的忙，几乎没有寒暑假、不休星期天，可她还是说：“时间总是不够用。”
1959年，30岁出头的王业宁即将临盆，她不听医生和丈夫的劝告，拖着沉重的步子赶往北京参加数学物理学术会议。会议结束，王业宁回到南京便住进了产房，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王业宁的丈夫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她是助教，我也是助教，工资都很低。她生完孩子后没有奶，必须得请一个奶妈给孩子喂奶，家里头她忙，我也忙，根本没人管孩子，所以后来她说用钱买时间。那时家里多的时候请了两个保姆，一个带小孩喂小孩，另一个帮我管家里的一些杂事。等于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一半以上是给保姆的，我们自己生活得很简单。这就是她当时所说的——用钱来换时间。”
无暇照顾子女、没空打理家务，更没兴趣逛街买衣服……她有时间就看书，待在实验室，在家里都很少待。即使在家，她与丈夫也多是在各自的书房里读书看资料，互不干扰。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由于工作强度太大，王业宁白天在实验室工作，经常疲乏得用浓茶强制提神。晚上回到家虽然感觉很累却无法入睡，需服用安眠药。如此，茶药结合，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即便到了晚年也不见她闲下来，反而更忙了。经常是等老伴做好饭菜之后一等再等、一热再热也不见她人影。难怪老伴说她：“七十比六十忙，这并非好事。”2001年，忙碌的王业宁病倒了，她患了脑膜炎，高烧昏迷持续差不多一周时间，虽然住进医院被抢救了过来，可大脑功能还是受到了比较大的损伤，记忆力和理解力也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况下，王业宁才不得不离开了她所挚爱的科研事业。
对科研的投入，让王业宁对子女的言行教导远远少于一般母亲，她更多用自己的自立自强亲身竖起了楷模。她的女儿是省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儿子林琪如今是硅谷一家公司的高级工程师、集成电路专家。林琪曾在采访中说过，跟文静的姐姐不一样，小时候他对读书兴趣不高，成绩也自然不理想。“母亲当时并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在成绩上面有所突破或者要超过谁。她只是说，你要学点你真正喜欢的本事，做一些有用的事，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她说你不读书，那我们做一些事情。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是蛮贵的。她说好，那我们装一台电视，装一个收音机，这样的话你既可以为家里面添置一些娱乐设施，自己也得到了一些享受。”
林琪产生了兴趣，花了很多时间慢慢地做，组装了一个收音机，最后还装了一台9英寸大的电视机。这件事情对我后来专业的选择、事业的选择，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母亲把我的精力从每天无所事事，引导到做一些我感兴趣的事情，也是对我、对整个家庭都有意义的事情上。
